其次，宪法和法律的区分具有规范依据。
前文分析了陈文从宪法的效力和内容的二元视角分析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错误。就此而言，两个子命题与宪法双重内容的匹配并不完美。
陈文试图通过对凯尔森的理论批评和对哈特理论的阐释，集中于概念命题，来彻底否认宪法的具体化。因为，这会引发双重计算错误，一种类似于强迫症患者反复锁门的非理性错误。作为一个规范命题，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显然是省略了应当两个字。[1]陈景辉认为，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并非宪法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三重，而是仅有合宪性审查一重。[6]这似乎是针对张翔提出的在宪法和形式法律的关系意义上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回应。
然而，陈文在对哈特理论的分析中，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从而导致其否认宪法具体化的结论缺乏说服力。[7]可是，这种回应并不成功。二是实然和应然的不分。
[39]前引注[1]，陈景辉文。吸取这一教训，我们需要在最高法和公法一体两面的关系视角下认识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而宪法作为组织法恰恰是宪法最为原初和持久的特征。对于不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则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
同时，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也不宜一概而论，需要在公私法二元划分与基本权利兼具主观公权利和公共价值秩序的框架下，根据部门法的类型加以确定。在哈贝马斯那里，宪法不再被理解为一个把先验的具体生活形式强加于全社会之上的具体法律秩序，而是强调其作为民主地产生法规的程序性条件。
同时，在哈特的理论中，陈文所说的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等二阶规则，也的确有授权规则的意义。五、结论：类型化的部门法宪法具体化 综上所述，陈文对部门法是宪法具体化的否定总体上不能成立。但是，在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回答中，实在法层面的法教义学回答是其基础，是不可或缺的步骤。[14]参见前引注[1]，陈景辉文。
[17]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间接适用宪法的案例也频频出现。因此，宪法具体化并非仅仅反映宪法和部门法内容方面的关系，同时也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体现形式。宪法和民法的关系，是进入21世纪后广受我国法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齐玉苓案司法批复、物权法制定和民法典编纂一度引发学界激烈争论。（二）三重关系视角的可证立 在初步反省阶段，陈文试图通过揭示宪法具体化的逻辑错误而达到对其否定的目的。
效力最终须借助内容来实现，否则，宪法的最高效力就会空洞无物。这与司法审判中法律辩论颇为类似。
就宪法的国家目标规范而言，宪法中只是设定了抽象的国家目标，立法机关有义务根据宪法的原则将国家目标的具体内容、实现方式、具体界限等加以具体化。同样作为授权规范，承认规则是终极的，裁判规则则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二者的关系只能用裁判规则是承认规则的具体化来加以解释。
由此可见，法律上的基本权利规定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就此而言，宪法兼具最高法和公法是理解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基本前提。陈文试图通过对凯尔森的理论批评和对哈特理论的阐释，集中于概念命题，来彻底否认宪法的具体化。[13]参见张翔在《宪法的性质：法理学与宪法学的对话》讲座上的发言，载学术华政微信公众号，2021年4月28日。其次，以一阶价值共识和二阶价值共识来对应宪法和部门法本身就不能成立。[10]因为，作为宪法实施细则的部门法定位，会使立法丧失积极主动的必要裁量空间，从而不可避免地侵蚀乃至消解立法的民主政治过程。
[1]陈景辉认为，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并非宪法具体化、合宪性解释和合宪性审查三重，而是仅有合宪性审查一重。陈文认为，在逻辑上，合宪性审查和宪法具体化尚具有作为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独立类型的可能性，而合宪性解释则不能。
内容需依托于效力而实施，否则，宪法作为最高法也会有名无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除了作为防御权抵御国家侵害外，其也作为受保护权要求国家对私人领域实施干预。
[35]哈特的上述定义，大致可以支持陈关于二阶规则是授权规则的结论。然而，陈文推理的整体逻辑却存在严重问题。
其推理的逻辑是：（1）次级规则是二阶规则。[40]参见前引注 1，陈景辉文。然而，部门法是否是宪法的具体化，本身是一个实在法命题。进入专题： 部门法 宪法具体化 。
此外，陈文对基本权利的具体化也存在误解之处，这也是导致其得出宪法具体化与实在法命题无关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实在法上的问题，宪法具体化仍然需要回归到实在法命题的原点展开分析。
（一）价值命题与宪法具体化的非直接相关性 如前所述，概念命题与实在法命题是适度分离的。一方面，其通过对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内涵解析，完成了对核心概念的界定，竖起批驳的靶子。
[36]同上注，第 90—91 页。然而，陈文在对哈特理论的分析中，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从而导致其否认宪法具体化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另外，一阶规则是直接规范人的行动的规则，二阶规则是关于一阶规则的规则，宪法只能是二阶规则而不可能是一阶规则，也符合哈特的规则理论。陈文将宪法中的重要内容——组织规范排除出宪法实在法命题，其对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理解就难免出现误判。[9]如果宪法学者果真在这一意义上理解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陈景辉所担心的宪法帝国主义和宪法学作为法学总论就不能说是多余了。与此类似，陈文将价值共识再次按照一阶和二阶的逻辑加以分类。
[37]在这里，哈特并非意在否定裁判规则作为一种规则类型的独立性，而是强调了裁判规则本身亦具有承认规则的属性。实在法命题和概念命题均不支持宪法具体化，如果价值命题也不支持，似乎就可以实现将宪法具体化连根拔起的目的。
三、概念命题与部门法的宪法具体化 由于陈文在实在法命题的分析中，得出了实在法命题与部门法是否是宪法具体化无关的结论，从而有意无意地将论题引到法理学领域。然而，这种界定与宪法作为法律总则的预设存在同样的问题。
立法、法律适用和法律合宪争议处理，是体现宪法和部门法关系的三个基础环节。第二，将拉兹宪法概念中的法律不得适用归入法律无效、宪法的司法适用等同于合宪性审查，属于概念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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